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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是程朱禁锢百姓思想，二是程朱弊病太多！

    在那些个程朱理学家看来，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的团结稳定，对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，只有公卿大夫的宗族团结了，才能建立起忠义观念，而忠义又是朝廷的根本，宗族不稳，则国家不安。

    就连苏轼苏大家也曾上书宋神宗，极言宗族团结之利：“今欲教民和亲，则其道必始于宗族”。

    除了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外，隋唐世家大族的消亡，以及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，也让越来越多的平民能够通过寒窗苦读改变命运，甚至高喊着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这样就形成了一批批的士绅！

    士大夫随着门阀大族消亡了，可是士绅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应运而生。

    这些地方士绅，要么是告老还乡的官员，要么是官员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，要么就是读过圣贤书获得功名的秀才举人，说白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，那就是地主老财！

    这些人，就是士绅！

    中国帝制时代虽然实行逐步施行中央集权制度，但碍于中国地广人多的特点，皇帝即使想要完全主导具体的地方事务也会是有心无力。

    因此在最底层的乡野之间，具体地方事务往往由士绅阶层主导，由此形成了“皇权不下县，县下惟宗族”地方宗族自治体系。

    可这些宗族自治靠的是伦理道德，并不是大明律令！

    而他们那些伦理道德，又全都是士绅说了算的！

    换句话说，大明乡野之间，真正的主人，并不是朱高煦这个大明皇帝，而是那一个个的宗族以及一个个士绅！

    宗族士绅成功填补了县级以下的权力真空。

    但他们这种权力一是“非正式权力”，二是“相对”的自治，在大型国策面前，依然要在县级官员的管辖之下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士绅这种权力，并未得到朝廷认可！

    但是，朝廷却不得不依赖他们维系地方治安，算是变相承认了他们的存在。

    比如大明王朝的县官全都是异地上任，可他们到达地方县城后，就是一个孤家寡人，还要仰仗地方士绅宗族，配合他这位县令执行朝廷的政策，完成上官交代的任务！

    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，但他偏偏就是大明县官的真实写照！

    以致于大量地方县官要么选择与地方士绅同流合污，要么就是自命清高被地方士绅给彻底架空，只能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吉祥物，尸位素餐冷眼旁观！

    此外，这些宗族士绅通过兼并田地，掌控了地方百姓话语权，握住了地方百姓的命脉根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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